本报讯 1996年，由章培恒、骆玉明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在学术界引起了轰动，原因就在于这部文学史突破了以往文学史的固有模式，首次从人性的角度审视文学衍进的过程。4年后的今天，章、骆二位学者又对’96版的《中国文学史》做了全面的修改，一部前后历经十余年的《中国文学史（新著）》近期即将出版。
记者就此采访了该书的主编之一章培恒先生。谈到对’96版文学史进行重修的原因，章先生解释说，’96版虽然从人性角度看文学，但这一观点并未贯穿全书的始终。同时，仅从人性角度传述文学发展史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文学之所以是文学，除了通常所说的文学内容外，还要关注文学本身的特质，而仅用人性来观照是不足以真正揭示其特质的。由此基点出发，新版文学史较之’96版有以下几方面的突破：首先是人性观点贯穿全书之始终；其次突破了以往文学史按朝代分期的惯例，采取了社会、文学相结合的分期方法；第三，极具“比较文学”色彩，因为在叙述“五四”之前文学发展历程的同时，处处不忘它们与“五四”之后文学的密切关系，从而从历时性角度增添了古今文学比较这一层面，使文学史更富立体感和前瞻性。
众所周知，此前几十年大学中文系通用的游国恩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是按照不同朝代分别由各高校专门研究文学某一朝代或领域的学者编写的，而这部“新著”全部由章培恒先生一人统稿，会不会有失偏颇呢？对此章先生的回答是，个人叙写文学史他和骆玉明并不是第一人，早在游国恩等人之前便有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和郑振铎先生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二者都深深影响了一代甚至几代学人。分写的文学史因其在个性化方面较为欠缺，风格不够统一而无法真正理清文学发展的脉络。比之分写的文学史，即使“新著”难免有不足之处，也比缺乏个性的文学史要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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